新海诚:我没想过,我的制作能持续五年、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我很庆幸在这个时候能拍一部让几代观众都看到的电影,并且我认为现在不拍那就太晚了。举个例子来说,我12岁的女儿看了《你的名字。》 哭得非常厉害,这是她第一次理解了电影的意义,她说电影很好,但她似乎很难将这部电影与东日本大地震联系起来。我认为她不可能把这场灾难想象成千年一遇的彗星撞击的隐喻,对她来说这场灾难是与她这一代人无关的事件。随着时间流逝,他们与灾难间的距离将变得更遥远,但我认为世界上是应该有像铃芽这样有所记忆的人。铃芽和我女儿在年龄上相差不大,如果我们能通过以娱乐的形式创作像《铃芽之旅》一样的故事,使青少年观众与12年前的世界保持联系,我相信这是一个我们能做到的、有巨大意义的大工程。而变成童椅之后的草太依然奋不顾身地陪伴铃芽,忘我奔走于闭门防灾的迢迢征途。这样的桥段实际上正为“中二”纯爱的小情调和小叙事向表现大我大爱的社会宏大叙事的升格扩展,提供了生动得力的形象依据和情节支点。当铃芽和变成椅子的草太追随着大臣,以匆匆的行迹和执着的情怀串联起日本现代地震史上的多个重灾发生地时,身心满负创伤的两人一猫,便走向了银幕之外的现实,走向了日本社会和人类社会深处,走向了正在观影的、同样需要在彼此间紧密持久的社会协作中疗愈自身的广大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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